秀男、酷男和痞男，汇成20世纪末娱乐消费的潮流，而这三种男性风格的互动和杂交，却成了21世纪大众文化趣味的最新动向

　　上海电视业最近出现了文化复兴的伟大迹象。《加油！好男儿》节目收视率一度飙升至3.8%，大幅领先于湖南“超女”。媒体就此发出了大惊小怪的叫喊：北方阳刚男全军覆没，“娘娘腔”顺利晋级！上海为中心的娘娘腔美学，再次成为年度时尚中心，已是势不可挡的潮流。

　　某些媒体评论的误区在于，把这种大众美学趣味，跟李宇春式的中性化超女相提并论，认为中国新出了什么重大的时尚趋势。这完全是个天真的误判。中国美男的标准亘古不变，娘娘腔的男人，始终是其中的主流。从F4、张国荣，毛宁、解小东、林志颖、谢霆锋到古巨基，这些走红的明星，娘娘腔程度深浅不一，却都是生长在这个轴心上的事物。

　　只消查一下古代典籍就不难发现，标准的中国古典男性偶像只有一种类型，那就是潘安和贾宝玉式的秀男，面若傅粉，唇红齿白，玉树临风，俨然情色话语的主宰。他们的影像，浮现在《三言二拍》《聊斋志异》和《红楼梦》之类的文本里，成为女人渴慕的永久偶像。

　　“好男儿”在上海的涌现，并非是件咄咄怪事。江南历来就是秀男的最大摇篮。从牛郎董永、梁山伯到许仙，各种秀男偶像层出不穷，为中国民间和宫廷文化，提供了最重要的美学资源。

　　这就是文化地理学的逻辑后果。在一个阴柔、缠绵和水波荡漾的区域，土地、空气(气候)、流水、磁场和秀美的风景，汇聚成滋养秀男的温床。地理人类学甚至支持这样一种观点，即某种特定的地理构造，可以决定男女荷尔蒙的产量。江南无疑是雌性荷尔蒙丰收的地点。这是一种何等诡异的力量，数千年矢志不移，营造着汉人的性别美学，不仅把女人打造成美人，也把男人塑造成优雅秀丽的戏子。许多年来，上海孜孜不倦地建造高楼和混凝土阳具，但它的文化本性，却没有得到丝毫更改。

　　基于区域文化地理学的强大支持，秀男在中国娱乐圈的旦角地位从未受到动摇。倒是酷男的形象，虽有受宠的时刻，却始终只是小妾式的配角，扶正的契机，似乎遥遥无期。

　　荆轲、关羽、秦琼和武松，这些民间英雄气壮如牛，活在说书人、宋元话本和城市戏曲里，演绎着永垂不朽的传说。他们用拳头和刀剑书写历史，跟暴力美学密切相关，却与情色美学相距遥远——他们是情色生涯的天敌。打虎英雄武松是这方面的样本，他杀死秀男西门庆，成为脍炙人口的道德英雄。这种胜利假象鼓舞过无数壮汉，也迷惑了文化研究者的视线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酷男虽能在拳脚上击败秀男，但在情场上却是弱势群体。基于秀男是女人钟情的主要对象，她们的消费趣味，便决定了中国男性偶像的特点。因此，中国女人而非江南地理，才是主宰秀男偶像流行的“幕后黑手”。这就是女性消费趣味向我们揭示的真理。“好男儿”提供了这方面的最新证据：那些评委或是娱乐女人，或是秀男分子本身，她(他)们亮出的分数，为大众美学指引了秀丽靡软的方向。

　　秀男和酷男的博弈，是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议题。流行歌坛曾经出现过刘欢和刀郎式的硬汉风格，但刘欢始终没有成为主流，而刀郎的“生命”也只有两年之久。在中国的舞台上，北方阳刚气质只能昙花一现，犹如一声粗犷的叹息。

　　基于“流氓文化”全面兴盛，一种新的男性偶像——痞男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涌现。赵本山、周星驰、葛优和雪村持续走俏，形成男性偶像的“第三种道路”。他们看起来既不秀美，也不犷悍，他们出演的角色，大多贪嗔、油滑、狡黠、说谎、搞笑、工于心计，饱含市侩气和流氓气而不失人情味。他们的面容、表情和行为方式，无疑更接近生活的本相。这很像是《西游记》所寓示的那种情景：人们在面容秀美的和尚和性情酷烈的猴子之外，发现了痞子猪的康庄大道。

　　我们已经看到，秀男、酷男和痞男，汇成20世纪末娱乐消费的潮流，而这三种男性风格的互动杂交，成了21世纪大众文化趣味的最新动向。就《好男儿》而言，它提供的不再是古典意义的秀男，而是它的某种升级版本，即跟痞男或芙蓉姐姐杂交后的变种。那些受宠的选手，拥有秀男的娘娘腔外形，却比秀男更加痞气、厚颜、擅长搞笑和自我推销。他们的街痞式表演，就是对新时代文化本质所作的最佳诠释。